为定制。而传到赵昺这,其还是继位八年来第一次举行郊祭,不过他也不是开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历代皇帝早就坏过规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变应该是源于明堂制度的产生,且出于偶然。仁宗皇祐二年,应当进行郊祭,可由于日在至晦,应当宜有所避的缘故,宰相宋庠便请季秋大飨于明堂。赵昺觉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见有空子可钻,便偷懒了,诏罢当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有事祭祀于明堂,此后就渐成制度,使宋代的亲郊从室外走进了室内,明堂逐渐成为亲郊的重要礼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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