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在考虑与建奴和谈的时候,几乎没有怎么犹豫,韦宝是很想和谈成功,不想建奴阻碍自己发展,不想与建奴对耗。
因为韦宝知道历史进程,担心的点并不在建奴那边,而在大明内部。
当时明朝的两线作战,使注意力不能专注于一处。
资源本来就不足以支撑国家,又两边一起大放血,再强的体质也得倒下。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最终大明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
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关。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日益严重,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直隶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
国本是封建体制的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满人入关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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