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上。
侯方域下意识的四处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汉臣兄,可知反贼乎?”
董策点点头:“闯贼?还是献贼?”
“都有。”侯方域轻轻吁了口气:“家父昨日于京师着人送来的信件上面,细细与我讲解了今年剿匪之格局。”
董策心中一动,他素日也常看邸报,加上有前世的历史积淀,其实对这段历史是很了解的,但是如果能听局中人好生的说一番,自然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味道。
他也压低了声音道:“何如?”
“总体来说,不太乐观。”侯方域虽然说的是比较沉重的话题,但是脸色却没什么变化,显然是没把日渐壮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干反贼当成一回事儿。实际上他的态度代表了此时明廷绝大部分士大夫的观点——闯贼献贼,不过是小疾而已,真正的心腹大患,乃是关外辽东建奴。殊不知,最后灭亡了这煌煌大明朝的,正是那些反贼泥腿子。
总体来说,崇祯七年对农民军来说,是历史性和巨大转折的一年。
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反贼利用官军大胜之际,互相防备争功,毫无作为原地踌躇月余的大好机会,利用黄河结冰的大好时机,跨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大地。
从此,各路反贼才可说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了极其广大的纵深活动空间。
河南是大明朝的腹心,四战之地,此地明廷根本没有多少军队。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反贼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境的湖广、安徽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腹心大患。
其根本原因,便是河南穷,太穷了。这个曾经是华夏文明源头的所在,广袤的中原大地,由于连年大旱,黄河肆虐,蝗灾频频,早就已经是迹近人间鬼蜮。
崇祯六年底,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中言道: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而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廷不但不加赈济,反而“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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