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管理,其实只是到了县一级,而县以下,都是交给乡老管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放任,但是,那些乡老不是由百姓选出来的,而是以当地豪强地主把持垄断,他们在地方上,拉虎皮做大旗,在上面分派下来的苛捐杂税,无尽的徭役上,对治下百姓更是变本加厉敲膏吸髓,因此上,才有了这民不聊生,才有了揭竿而起。
而吕世的提法,虽然似乎与当时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却恰恰是百姓自己选举,才在本质上与当时的状况不同。
“无为而治,不是要恢复上古的那种不治。这一点我要先说清楚。”看到赵梓先生的兴奋神色,吕世第一个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浇灭了他的那种不切合实际的文人幻想:“我想的是要在我们治理百姓地方的时候,要有度,就是一个衡量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度。”
对于这个度的词语,现在大家还不能理解和接受,那么,吕世就只好继续解释:“我们的无为而治是在我们掌控大方向的时候,放权给地方,放权给百姓,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我们去管理,其实,有些事情,我们出于好心管理了,却是适得其反,那么,那么,我们还有必要管理吗?”
看看大家深思的样子,吕世再次道:“我们,只要管理了大方向,剩下的让百姓自己去调节,这才是我们该做的,这样,我们就减少了官吏,就变相的减少了我们的行政成本,从而对百姓的需索就要少,而对百姓需索少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百姓有了富余,这是个良性循环,这时候,就真的实现了藏富于民。”
看看大家已经满眼憧憬,吕世当时纠正并且解释道:“当然,这个事实还不是一时半会能表现出来,但是,在十年乃至二十年,上百年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好政策就会显露他的好处,那时候,我们的天下百姓富足,那谁还去造反?那时候,一旦国家有事,只要与百姓商量,那还有什么后勤钱粮的危机?”
吕世这时候想起后世来,其实,吕世生活的后世真的狠幸福,没有战争,没有纷争,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的是无情的赋税压迫,让每个经商的人面对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管理者,几乎百分之三十乃至更多的税赋,一个土豆在农民生产处出后不过是几分钱,但到了城市里,却是几块十几块钱,那这些差价哪里去了?不是被中间商剥夺剩余了,而是被税赋掠夺了,而这些税赋最终到了哪里?不过是被无穷无尽的官府豢养的所谓公务员吸纳了。其实一个城管,他负责的是什么?他负责的太多了,卫生的,交通的,城市建设的,工商的,环卫的,还有公安执法的,吕世就不明白一件事情,既然城管将这些全管了,而需要城管,那还需要其他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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