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也许因为洞悉人性,清楚知道当一件事交给一个人负责时,那人往往能咬着牙把这件事情给干好。
但若把一件事情交给两个以上的人负责,那这件事基本上黄了。
又或许因为受到隋朝或者唐初武德年间人浮于事给房玄龄造成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在房玄龄看来,往往人多不会让朝廷的运转效率上升,相反,随着自己精简朝廷人员,往往能达到虽然干活的人少,但至少能干完活的情况。
至于考成法,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末位淘汰法,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考成法更偏向将一个任务拆解后分成一个个定时定点的小任务,让下面官员知道自己每年每个月应该做什么,只要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考成法制定起来的目标就好。
就这点上来说,现代街道或者乡镇里,应该有针对每个部门干部统一的工作报告。
基本上都规定了每个月需要做好什么,然后每个月开会总结,根据自己的进度确认自己的下一步目标。
虽然很多时有些在瞎忙,但至少给基层干部有了工作目标,而不是就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换句话说,考成法这东西虽然是明代发明的,但是现代依旧没有被淘汰掉。
而对房玄龄来说,若自己能把考成法推行下去,那自己就能给下面官员有个每月日常,把需要他们做的东西全部相继列出来,作为他们的月常任务。
这些任务处理好了是及格线,如果处理不好,那就说明了他们能力真不够。
当然,这些指标类的东西推行到下面,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多无中生有的情况。
但房玄龄清楚,要没一定标杆给官员造成限制,那官员也很可能会产生惰怠的情况。
而且,房玄龄觉得自己也需要留下一种裁撤官员的合理手段。
因为房玄龄渐渐发觉随着贞观年一路走来,朝廷官僚架构哪怕自己有心压制,也不可避免的膨胀,房玄龄不敢相信将来若自己走了,自己这一手构建的官僚体系会膨胀到什么样子。
说实话,官僚体系膨胀几乎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避免的。
官僚体系对权利的攫取,就好像资本家对金钱的追逐一样,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而一个国家的灭亡往往首推土地兼并,但不要忘记了,推动土地兼并的往往是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利,负责执行国家政策的官僚体系。
古代朝代在到达巅峰后极速衰弱,其中有很大原因就是农业税的供给随着国家进入到盛世已经逐渐到达极限,但官僚体系的增长却永不停息。
哪怕朝廷中央的有志之士,心怀国家,才华绝代,当他们想要开始整顿吏治时,往往会遇到整个官僚体系的摆烂,俗称阳奉阴违。
很多政策如果没涉及到官僚体系本身,他们或许还会执行,但只要涉及到他们本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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